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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玉石容器在大型墓葬偶有发现,与同时期的容器在形制、纹饰、尺寸大小上极为相近。本文就玉石器皿的器型、纹饰、年代等问题,结合墓葬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等进行类比,认为玉石容器与青铜礼器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簋、盘、豆、觯这几种器型上,纹饰方面也尽量模仿青铜器但较为简单,但也有器物仿陶器。商代的玉石器皿以实用器为主,主要出土于殷墟,西周则主要发现于周原地区,均为把玩的小器皿,而非实用器。 近在陕西发现的李自成政权印中,"汲县之契"为 早铸印,"鲁山县信"为 晚铸印,此二印俱与河南有关,可代表李自成政权颁铸印的自名特点、尺寸规制、款识流变等。这两方原属河南的李自成政权印遗落在陕西,与李自成由北京退回陕西后,局势的迅疾糜烂密不可分,折射了李自成起义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公元前3-15年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时期,复原该时期农业经济特点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西辽河流域、黄河下游、黄河中游、黄河上游、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等6个地区选择了15处考古遗址,采用浮选法获取了丰富的古代植物遗存,其中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5种农作物。出土植物遗存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各地区农业生产特点不尽相同,其中有北方旱作农业、南方稻作农业、稻旱混作农业等,而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 值得关注,呈现出由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向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变的特点。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有提高农业生产总值、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加植物种类的多样性等诸多优越性,这种特有的农业发展模式应该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应关系。宋代《马氏墓志》以小篆书刻,在近代出土的近万方古代墓志中极为罕见,文辞优美,书法精良。退出实用领域的篆书在宋代再次陷入沉寂,书史所记宋代篆书家皆文辞简略,墓志书法既可弥补宋代篆书存世之不足,为研究宋代篆书及宋代布衣书法家王寿卿的书法手,也可作为临摹范本,有极高的书法价值。本文结合新发现的东周时期墓葬材料,揭示河套东部地区东周墓葬中出土的工具 特征,并对其所反映的墓地特点和文化渊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本文研究表明,这一地区东周墓地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不同墓地的人群对随葬器物种类的重视程度不同,各墓地男女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另外,该地区受到多方面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中晚期中原文化因素有加强的趋势。本文所考察的北周强独乐造像与的北周文王碑同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大佛岩村北"大佛岩摩崖造像"区内。世纪8年代学者们曾对"北周文王碑"过大量释读,并对其真伪、年代等问题进行讨论,对与之毗邻的34号龛佛道造像多持中晚唐造像之观点。本文结合"北周文王碑"碑文、造像组合、特征等,提出34号佛道合龛组合造像正是北周文王碑中所提到的强独乐为文王所造像,是四川境内 早的北周造像,意义重大,弥足珍贵。郑州商城在商代白家庄期的某个时间失去都邑地位,其西北方向约12.5公里处的小双桥一带成为新的都邑。小双桥都邑所处台地呈西北东南走向,宫城城墙和大型宫殿宗庙建筑的走向,也大多与地形的走向一致,一改郑州商城北偏东为主的取向,同时也朝向郑州商城,说明小双桥都邑的营建既结合了地形又朝向先王都邑。小双桥都邑从内到外依次是"宫城"、"城区"和"郭区",宫城由多个功能不同的单元组成,与此前郑州商城三重结构布局类似。小双桥都邑的夯筑技术和建筑布局与郑州商城相似,其营建继承了郑州商城的建筑理念和技术传统。小双桥都邑的青铜冶铸遗存位于宫城内,有相关大型夯土建筑及大规模的牛牲祭祀,更加重视青铜冶铸工业。比起郑州商城,小双桥都邑的祭祀活动更加集中,祭祀类别更加鲜明,祭祀规模更宏大,人牲祭祀更普遍,高台祭坛更巍峨壮观。九洲池是隋唐宋洛阳宫城内一处重要的池苑建筑,荟萃了唐宋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可谓古代 园林的杰出典范。本文根据考古,对九洲池遗址进行考古分期,对不同时期九洲池的形状规模、池岸结构、池底结构、池中岛屿及建筑等园林要素进行归纳。分析九洲池的宫苑布局特点:"广水无山",平地筑园;多岛屿,九洲池中发现十多处大小不同的岛屿,古典园林的"一池三山"的传统依然存在,但并不拘泥于"三"这个数目;园林建筑形式多样,既有长廊建筑,又有亭类建筑,还有殿阁建筑;巧妙应用"尺度设计";生物配置范围广泛,品种丰富。"园囿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九洲池始建于隋代,得益于汉魏时期引谷工程而形成的小面积水域,唐代扩大面积,成为政治舞台,宋代九洲池面积变小,随着北宋西京政治地位的衰落, 的九洲池也随之衰落、废弃。历代刻帖费时费力,而在明代私人丛帖中风气之先的《停云馆帖》,却并列了三个版本的《黄庭经》,一个是作为对王氏法书的收录,一个是作为文氏自家书法成就的体现, 引人瞩目的是其中还包括了一个《黄庭经》残本。这不仅体现了文氏父子对于书法传统的钻研与继承、对金石趣味的体会与拓,以及对人生幻灭的独特见解,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融入并引领明代中后期艺术潮流的一条独特途径,这是文家父子绝不亚于其绘画成就的文化贡献。对这个案例的探讨,有助于将文氏父子三人的艺术行为加以整合,通过金石学的桥梁使文氏父子不再隔离于近乎分别书写的书画与篆刻领域,进而对明代艺术史产生新的认识。近年来,关于明代经典艺术史与视觉文化研究两大研究路径的分歧与前景曾引起过一些争论,而本文的论题刚好连接着这两个学术取向,一方面法帖自然属于典型的精英艺术,另一方面对于残本的兴趣却将传统艺术史的视野带向了更宽广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