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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龙门石窟中唐代典型性舞蹈造像为例，重点分析"伎乐人"、"飞天"和"天王力士"造像，通过对造像的造型分析和图像学解读，系统地整理出唐代石窟舞蹈造像的形态特点、动律特征以及舞蹈审意向表达，挖掘石窟舞蹈形象中的创造价值。康熙对古代书家作品有着较为广泛的学习取法。《石渠宝笈》中着录了康熙临摹二王以降包括智永、褚遂良、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祝允明等名家书迹169件，其中临摹董其昌的作品 多，有63件。从这些作品的时间分布看，康熙从少年时始直到晚年，对古代书家作品的学习都不曾间断。《石渠宝笈》和《佩文斋书画谱》着录了较多康熙对古代书迹的题跋。通过对这些题跋的梳理，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康熙推重晋人书法，以二王作为评价包括董其昌在内的书家水平高下的标准，宗王喜董成为康熙重要的书法观念。同时，其在题跋中也表达了学书是为政余暇之事、书家当重人品修养的主张。康熙宗王喜董书法观念的形成，有书法发展时代背景和自身喜好的因素，也有政治因素。《程氏墨苑》中的四幅圣像画是明朝中后期天主教传入的一个例证。圣像画的赠予者利玛窦希望以此来传播宗教，受赠者程君房则希望以此来增加《程氏墨苑》的市场竞争力，而执笔者丁云鹏对这些圣像画出艺术上的， 终形成书籍流通过程中的圣像画面貌。本文分别从礼物、宗教图像文本和版画艺术的角度分析这些圣像画，讨论艺术品在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媒介作用，以及不同文化对于艺术品的本土改造和有意误读。通过《程氏墨苑》中这四幅宗教绘画的境遇，可见绘画于明末清初所面临的西方绘画技法冲击，以及艺术家对于这种冲击所出的解读和回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宗教艺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本文主要介绍了目前楚式镇墓兽的研究情况。根据目前可见的考古发掘，作者考察了335座镇墓兽的具体情况，并从时间差异、地区差异、等级差异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初步分析了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文章分析了鹿角、头身、底座三个基本部分的内涵和意义，认为随葬镇墓兽是用来镇墓，它就是楚人崇拜的驱蛇的镇墓之神。文章通过对27件 符号的器物分析，认为 符号的使用流行在战国时期，战国中期晚段与晚期早段相对集中。从地域上来看， 符号的使用是从川西的蜀人区始的，尤以成都附近 为集中，战国中、晚期时向南、北、东扩展至巴蜀全境，成都一地的使用情况却相对减少。使用 符号的器物目前只见有铜矛、铜、铜戈三类，与器物种类密切相关。 符号的组合有由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的过程，符号间组合的复杂化不代表族群的分化，而是概念表述的繁化与细化。 符号较集中地出现在荥经县北郊同心村墓地、什邡市城关战国墓地、宣汉县罗家坝墓地。族属上， 符号不具有族属符号的性质。 符号在蜀人区多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高于巴人区出现的墓葬等级，但都没有标示社会等级的含义。袁世凯朋僚信函反映了清末这一世纪变革时期的社会状况，特别是19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去一切职务，回籍养疴的三年期间的通信往来展示了袁世凯及其同僚在这一时期的蛰伏状况。这组信函为研究清末历史、袁世凯及其朋僚了宝贵的实物。1年6月，在河南省巩义市一座汉代夫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件"金鸟饰"，造型别致精巧，鲜见于中原地区出土汉代文物。本文通过对文献、汉代图像及实物的对比分析，提出"金鸟饰"即金胜的观点，同时对"胜"的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在西藏阿里地区出土了一批汉晋时期的丝绸，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的年代 早的丝织品，对于研究西藏西部的古代文化交流与互动了极为重要的。本文对这批丝绸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其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这些丝绸主要是经锦，其中一件的纹饰与新疆地区一些汉晋时期织锦图案相似，显然是通过新疆输入的来自中原内地的织物；同时也发现一部分纬锦，从其结构与装饰纹样来看，与新疆地区汉晋以来本地生产的绵线纬锦相同，为研究新疆地区的早期纬锦增加了新的。丝绸和其他共出器物表明，青藏高原西部地区并非独立于欧亚大陆之外、与丝绸之路毫无关联的一个区域，而是早在汉晋时期，已经汇入了丝绸之路交通网络，融入到宏观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了。龙山岗遗址位于豫西南丹江下游。河南省文物考古 1月，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本次发掘不仅发现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还发现有西周等时期遗存。西周遗迹主要有灰坑、沟、墓葬等；出土的典型器物主要为陶鬲。从器物的特征来看，遗存的年代涵盖了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西周早期的陶鬲，颇具商文化特征；西周早中期之际的陶鬲，表现出了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如陶系为夹砂红陶，鬲足为柱状等；西周中期后段以后，出现了明显为"二次包制"的柱形鬲足，属"楚式鬲"的典型特征。这些发现为早期楚文化相关研究了重要线索。白崖沟遗址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15年8月调查时发现，此后又对其进行了复查。该遗址地处蔚汾河中游，面积达12万平方米，是目前蔚汾河流域所见规模的一座龙山石城。城址依托河谷为天然屏障，在此基础上修建围墙，形成较为完整的城圈；城内居中位置的台地附近发现数层石砌护坡，沟谷两侧台地上分布大量房址，居住面流行绘制黑色地画。该遗址与蔚汾河下游龙山晚期的碧村遗址相距约4公里，两者也是龙山时期该区域规模较大的两个聚落，且时代存在一定的相继性，这为进一步认识蔚汾河流域区域社会的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