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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风格特色的墓主夫并坐图是蒙元时期墓葬壁画的一个新特征，据此一些学者将这些墓葬的墓主人族属划归为蒙古族。本文将从考古出发，对北方蒙元墓葬中墓主人形象与其族属问题进行反思，并试图揭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同时文章将从墓主、画工和格套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墓葬中墓主人形象与其族属之间产生差异的原因。许昌博物馆现藏有汉代文字瓦当、云纹瓦当和人面瓦当等，大部分属东汉时期，个别可能早至秦至汉初，晚至曹魏初期。有些瓦当的细部法为其他地区少见，可补之缺，亦可彰显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曾经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右策宁州留后朱记"铜印一直被作为五代时期的典型文物，实际上从印文内容看，这种判断有待重新审视。综合多方面特征来看，此印应属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的简写或省称，虽然这种称法并不多见，但此印文中之"右策"与多件已出土茶托铭文和铭文砖上的"左策"不约而同地证实唐代左、右神策曾经一度简称"左策"和"右策"。其二，宁州作为唐代神策京西北诸镇的驻地之一，与神策有直接关系。其三，作为名，"留后"之称属于唐代特殊地方制的产物，而作为凭证，唐代就有把印称为朱记之先例。这些特征均证明"左策宁州留后朱记"属于驻地在宁州之神策外镇中留后印。而备受争议的、甚至是劣迹斑斑的神策在唐朝灭亡后再未重新出现的历史事实，证明保留许多唐代历史信息的印，不可能在右神策已经停废的五代时期行用。诚如是，则"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作为印其使用的时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因此，我们认为中晚唐时期的断代较五代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康百万庄园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是 的封建地主庄园，富含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建筑风格独特。第二野战女子大学(简称女大)总校曾选址于此，其第五四分校也都距庄园不远，分别驻巩义县城、巩义孝义镇、新郑市赵家寨、偃师县城。世纪初，洛阳出土波斯景教徒阿罗憾墓志，为唐代丝绸之路考古了重要。然而，阿罗憾出使目的地"拂菻"在什么地方，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据中亚考古新发现，我们认为，显庆三年五月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率使团出访吐火罗国，以王玄策为大使，以王名远和董寄生为"置州县使"。他们取道沙漠之路，途经七河流域粟特城邦、兴都库什山北麓吐火罗国，然后从小勃律进入吐蕃国。不过，阿罗憾在中亚所立唐碑，并非有些研究者认为的王名远在"吐火罗国"所立唐碑。有学者将此碑与赵明诚《金石录》所记唐高宗撰《唐纪功碑》相，亦不足为信。显庆二年十二月，唐高宗诏令在西突厥本土设置昆陵都护府和蒙池都护府，但迟至显庆四年三月，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在双河(今哈萨克斯坦南境)诛杀真珠叶护后，唐朝才得以在西突厥五失毕部落设置蒙池都护府。阿罗憾或为七河流域景教区大主教，故显庆三年光禄卿卢承庆将他召回长安，翌年随卢承庆前往碎叶川设置蒙池都护府。显庆四年卢承庆在碎叶城(今阿克贝希姆古城)设碎叶州，以当地粟特人安车鼻施为碎叶州史，后来碎叶州升格为安西四镇之一。蒙池都护府与碎叶州(后来的碎叶镇)不在同一治所。蒙池都护府治所在碎叶城东南8公里裴罗将城，今称"布拉纳古城"。近年该古城出土唐碑的碑额，当即阿罗憾出使西域所立。阿罗憾立碑地点之"拂菻"，以及裴罗将城今名Burana(布拉纳)，皆源于粟特语城名βwr’n’。据墓志记载，阿罗憾在裴罗将城封疆立碑当为唐高宗御碑。《商代殷都考》一文，指出殷墟并非商代晚期都城，而是祭祀区与墓地所在，提出殷地不是位于安阳的小屯，而是位于郑州的小双桥。本文在8年来殷墟考古及众多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就《商代殷都考》一文提出的问题，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安阳小屯殷墟遗址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国博藏战国错金干支仪，1959年入藏历史博物馆，原在通史陈列中展出，但鲜为外界重视。作者 近对这件器物了考察、研究。首先，通过仔细观察，对它的尺寸、形制、铭文、使用方法等，一一了细致描述。其次，将这件器物与战国墓和汉墓出土的干支筹进行比较，认为此器铭文与河北柏乡县东小京战国墓出土的干支筹字体 为相近，应属同一国别，即战国时期赵国的器物，属于三晋系统；而出土汉代干支筹的字体则可能属于新莽前后。 ，讨论了干支在古代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这件干支仪设计精巧，类似 箱包上的密码锁，比干支筹更适合推算时日，而且非常罕见，对科学技术史和战国秦汉社会风尚研究，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值得学界关注和重视。明代宗室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虽然在政治上受到诸多猜忌与限制，但尊崇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仍然为他们从事文化艺术活动创造了良好条件。有明一代，宗室中长于书画者颇多，仅《画史会要》《续书史会要》《历代画史汇传》所载就不下五十位。然而，由于 等原因，被艺术史遗漏的明宗室书画家也不在少数。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明朱成鈠《停舟观雁图》，在明代宗室书画中算是创作水平较高的作品。然而，关于朱成鈠其人，艺术史却一无记载，其生平事迹也仅见于《明史》《明实录》等少数典籍。本文通过对朱成鈠生平事迹进行梳理与考证，并对其目前仅见的《停舟观雁图》等两件传世作品进行探讨分析，力图使学术界对这位被艺术史遗漏的明宗室画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与认知，进而吸引更多学者对朱成鈠及明宗室艺术家予以关注和研究。阮元是清代中晚期的学界泰斗，金石收藏和鉴赏是他案牍之余的主要学术活动之一。他收藏、鉴赏的吉金时代跨度大，上起商周，下至隋唐。除了考释铭文外，他还与师友弟子评鉴、歌咏之，以达到闻见三代以上之道的目的。有时他还将其作为实用器物以供在重要场合使用，并且仿铸一些为老者祝寿，或是陈列于文庙、府学、藏书楼中。贞石是他金石鉴藏活动的另一重要部分。本文除了系统梳理阮元的金石鉴藏活动外，还总结出其金石鉴藏活动的特点。首先，金石鉴藏活动贯穿于阮元一生；其次，他鉴藏金石古物的品种范围很广，时间跨度大；再次，金石除了用于赏玩外，更多地是为学术服务； ，对吉金的仿铸和贞石的保护也是其金石活动中 特色的内容。在次 可文物普查中，四川博物院整理出两件清末四川劝业公所窑业试验场试烧的瓷器。青花瓷印泥盒上记载了2世纪初四川窑业试验场试烧瓷器的由来；青花绿彩瓷碗仿烧了当时代表瓷器烧造水平的醴陵釉下彩。在此之前，清末四川窑业试验场从未受到学界的关注与研究，这两件瓷器见证了人民为振兴实业、强国兴邦所作的不懈努力，填补了清代四川制瓷业研究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