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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壁龛出土一批保存完好的彩绘仪卫俑，其所佩饰物的形制和色彩尤其清晰，是秦汉佩绶形象珍贵的图像材料，揭示出有关汉代佩绶制度的一些新问题。参照北洞山汉墓陶俑所见实例，可知过去文献常见的"印绶"连称，在实际佩戴过程中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北洞山汉墓陶俑以更直接的"印"、"绶"形象揭示出它们之间的间接方式，即以较细的丝织物"縌"作为系带从而使"印"、"绶"相关联，也次向世人展示出"绶"之构件"縌"的直观形象。此外，本文结合历史文献认为，这批陶俑之佩绶具有早期过渡期的特点，西汉初年的绶带形态尚不固定，朝廷虽已行印绶之制，对不同等级的秩所佩绶色有简单规定，但尚未如东汉一样形成体系完备的规制，汉绶本身在两汉时期存在变化。在此基础上，秦汉时期的印绶制度的发展也存在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绶"作为一种佩饰名广泛使用应在两汉时期，而真正意义上"佩绶"成风也发生在汉代。 "夏商周断代工程"初步确定商周断代在公元前146年，他们依据的前提是"当年岁星是在鹑火星次"，比实际情况——"当年岁星是在天鼋星次"，多了6个星次。所以，他们的推算方法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因为所依据的前提错误，结果不对。依据对月象词、星象词和西周时期历法的认识，以岁星(木星)的运行规律可知，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39年夏历的三月四日。我们判断，武王伐商是当年的二月一日壬辰，二日癸巳早晨从周地出发，二月戊午师逾孟津，二月晦日越五日甲子在牧野与商纣王战斗。东周王城在我国历史及古代都城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历史文献的欠缺，对其一直难有较直观的认识。本文将有关记载东周王城的历史文献和建国以来对其所的科学考古发掘进行了梳理，从东周王城在周朝疆域中的布局及王城内部的规划格局两方面，对东周王城的城市布局作了较为的探讨。本文认为，目前殷墟文化的分期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大司空村分期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在殷墟发掘和殷墟文化的研究中得到长期实践和理论分析的验证，但是，随着田野工作和研究的进展，这种分法已经囊括不了考古实践中新发现的考古。比较合理的殷墟文化分期应当综合现有殷墟出土陶器、甲骨文和青铜器的分期研究成果，建立一个新的综合分期体系。从形制、内容上看，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均应属于标明物品名称及数量的签牌——楬，而非遣册。当时社会风气和葬俗，"胡粉二斤"石楬中的"胡粉"，应为当时的美容化妆用品。先秦时期中原地区青铜镞出土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形制多样。各种不同类别的镞随着时代的发展，都在不断地演化。这种演化有鲜明的特征。镞的基本功能是杀伤性，但也有并无锋刃的镞。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文献中有镞有"八矢"的记载，但却没有具体的形制规定，通过考古出土的镞和发现的文字、青铜器上的画面，可以对文献记载物证，考证出哪些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八矢。辽阳博物馆馆藏战国铭文铜鼎所刻铭文初步判断为战国时期燕国文字，该鼎的发现为研究战国时期行政区划了有益材料。江苏南通一带所出的澄泥石砚，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所称陶制澄泥砚的文具，它自清初始，后则成为地方名产。由于有的经过了文人的参与，因此更具历史和文化价值。本文从南通博物苑藏品中择取三方带铭石砚，对其作者及相关史实进行了考索，借以揭示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古代青铜器收藏一直是 博物馆征集工作的重点，近年来国博新入藏的青铜器不乏精品，颇具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本文撷取其中六件，作初步探讨：西周早期士尊铸有铭文8字，器主士属于源于地的竹族，世代为作册史，尊铭为研究商周复合族氏了相关；西周早期桓父己尊，腹部饕餮纹与鸟纹的组合纹饰值得关注，其主题似源于"神可使鸟"的风俗，而后在战国时期器物上也有所体现及演变；西周早期麤尘甗铸有铭文6字，铭中的""字可作为"甗"字的新证；西周晚期叔带父簋铸有铭文14字，其所饰变形重环纹独特鲜见；杞伯双联鬲铸有铭文2字，为春秋早期杞国国君嫁女的媵器，作为联体器，亦不多见，具有明确的性别指向；王子臣俎是迄今发现的一件带铭的青铜俎，弥足珍贵，可能是春秋晚期楚国王族某位公子的遗物。37年抗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摒除不同政见、不同流派，结成文艺抗日统一战线。在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旗帜下，文艺大众化成为文艺界的共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艺大众化探索形成轰轰烈烈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国民党"文化备战"、"精神 "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提出的文艺为抗战服务、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和提倡文艺民族形式，大大推动了文艺大众化的发展，为鼓舞民众坚持抗战，激发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斗志和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救亡中的抗战文艺，把文艺大众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顶点，同时也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创作民间文艺的热情，形成前所未有的大众文艺。
